（转载自88038威尼斯校友总会公众号【百廿贵大—校友故事】）
六十二年前的贵州，对我这个生长于重庆，又从未出过远门的高中学生而言，只知道那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崇山峻岭的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还知道它的首府贵阳市位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一块平地上，是贵州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命运安排我，将要到那里去求学，去创造我的未来。我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背着简单的行装踏上了远征的路。从重庆乘6小时火车到綦江县的赶水，再从赶水乘坐两天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区区480公里的路程耗时两天多，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交通水平。原贵州工学院（2004年与原88038威尼斯合并为新88038威尼斯）坐落在贵阳市南面的一片山岳之中，离市区大约五公里路程。从贵阳火车站背后沿铁道向南，再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上山公路步行约1个小时，就会看到一座被炸开约30米宽的小山包。那山包经过人工修整，形如一道厚厚的山门，穿过这道约二十米长的山门，眼前豁然开朗，像是进入了另外一重天地。平坝和小坡上耸立着雄伟壮丽的学生宿舍和教学楼，上有蓝天和白云，下有绿树和草坪，它们把校园装点得十分美丽。鸟儿们自由自在地穿梭在绿树之间，透过树丛的间隙，隐约可见运动场上学生们的身影。校园中没有开发建设的地块上仍然种植着农民的庄稼，可见到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校园和田园相映成趣，勾画出了一幅独特的画卷。无论春、夏、秋、冬，这里的风都是那样柔和，空气都是那样清新。这里是云贵高原上的一座神圣殿堂，这里宛如世外桃园，这里也似人间天堂。当时，读大学不交学、杂费和住宿费，只交伙食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国家提供助学金，助学金分为特、甲、乙、丙四个等级，特等助学金除免交伙食费外，每月还有2.5元的零花钱，冬天还有棉衣补助，特等助学金基本上都是农村贫困同学享受了。甲等助学金伙食费全免，乙等只交三元钱伙食费，丙等要交六元钱伙食费。书籍费由个人承担，也可以不买书，到图书馆借书也照样可以读到毕业。从入学到毕业,我每月交三元钱伙食费，所有的同学几乎都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环境下，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是党和政府培养造就了我们。刚进大学时，感触最深的是：教学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学，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一会儿上大课，同专业、甚至不同专业的都在同一个阶梯教室里上课；一会儿上小课，就在一般的小教室内上课。
学生也不排坐位了，愿意在哪里坐就在哪里坐。什么时候上什么课、在什么教室，都印在课程表上，人人都必须带着课程表去上课，否则将不知道教室在那里。如果有谁没去上课，老师不知道，也不会管，同学也不会知道（如果不是有意去找这个人）。如果你是一位绝顶聪明、又十分刻苦求知的人，在一所大学里，学到几个专业的知识完全是可能的。我直到毕业都没和班主任说过一句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教师熟悉的学生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类：本学科的尖子生，本学科的科代表，本学科的最差生。其余的学生任课教师大多不会熟悉，甚至不认识。在这座新成立的大学堂里，当时只有三个年级的学生，我们算是第三届，学校从校长到全校教职员工，都把全部心血倾注到这批学生的身上，决心要把这批学生培养成祖国有用的人才，闯出一条贵州工学院的新路来。土建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是我就读的第一个专业。1962年国家教委提出了教育改革，大专院校实行院系调整。7月，贵州工学院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总体规划，对全校的专业进行了调整，撤消土建系，河川专业两个班的学生改读电机系电机专业，编为电机603和电机604；工民建学生改读机械专业，编为机制608；道桥专业转入电机专业，编为电机605班。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改学电机专业的课程,陆续开设了电机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电工类高等数学、电工基础、电机学、电力拖动、高压工程、电工材料、电工量计，由于二年级学的是工程制图，工程材料，现在必须补学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金属材料学。政治课学哲学了，是艾思奇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对这门政治课很有兴趣，从中体会出“哲学是打开智慧大门的钥匙”，学好哲学能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懂得了“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等哲理，初步奠定了唯物史观，这门课结束后，考试的题目是写一篇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文。自古就有师高弟子强，严师出高徒之说，我们虽然上的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却有幸受教于名师和严师门下，学得了真本领。教“电机学”的是一位已经六十一岁的老教授恽震，他是同学们最为敬重的老师，192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电机硕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经理。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一级工程师（一级工程师是最高一级的工程师），是我国电机行业的创始人之一，是电机制造业的奠基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因为发表了指责苏联支援我国的设备大多是二手设备的言论，恽震老师被打成右派，调离了机械工业部，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发配到了边远的贵州工学院任二级教授。他的被发配成全了我们这批学生，否则哪能成为他的门生。恽老师授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人很容易接受电机理论中的奥妙，他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引导，他像一位神奇的导师，一步步地把我们引入了电机理论的殿堂。有一次同学们相约去探望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夫妻两人住在一间仅有12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张大床，一张写字台，一个衣柜，两把椅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具，大量的书籍只能堆放在床下，吃饭就在写字台上。看到此情此景，不少同学偷偷地流下了悲凉的眼泪。想不到这样宝贵的人才、受到学生们崇敬的老师，居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中苏反目后，他才被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也再没教书，担任省政协委员不久就退休回上海养老，20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去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还送了花圈。接替恽教授教“电机学”的是庞启淮助教，他1958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庞老师虽为助教，但授课水平高，尤其是对电机理论公式的推导讲解最为精彩，经他讲解后，最难的公式也能记住。在推导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磁转矩公式时，他那严密的逻辑推理，清晰的语音，面部的表情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教“电工基础”的是位讲师，叫葛真，葛老师个子不高，大约四十多岁，是本校教授“电工基础”课程的王牌讲师。他把电机专业最难懂的电磁场理论讲得活灵活现，使很多难于理解的概念变为明白,为同学们打下了坚实的电工理论基础。两位“电工基础”课的辅导老师毛正明助教,196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谢维廉助教1959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他俩也是同学们热爱的老师，谢老师擅长引导、讲解课堂上葛老师教授的理论问题，毛老师擅长辅导同学们解难题。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顺利学完了”电工基础”课程,为学习“电机学”和“电机设计”铺平了道路。教“电机设计”课程的也是一位助教，是一位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吴浩烈老师。吴老师是上海人，颇具学者风范，白净的面庞上，架一副黑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典型的上海普通话，听他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门课是电机专业学生的“饭碗课”，电机专业培养的对象，主要是各类电机产品的设计者，要学好这门课是每一个学生的愿望，当然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位好老师。天遂人愿，我们真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好老师，吴老师以他的学识和教导方式带我们走完了大学本科电机专业知识的殿堂，完成了学业，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毕业生，奠定了服务于社会的理论知识基础。我们读大学的那几年，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1961年物质条件的匮乏已史无前例，饥饿已威胁到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饥荒和饥饿也伴随我们度过了那几年难忘的岁月，更像是上了一堂必修课。国家对大学生虽有特殊照顾——每月粮食定量供应36斤（文科34斤），肉一斤，黄豆半斤。但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年学生，在没有其他副食的情况下，当然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我们当年到食堂吃饭和现在大不相同。八个人一桌（没有坐椅，站着吃饭），每桌一盆用脸盆蒸出来的米饭或者玉米饭，三碗菜（两素一荤），在食堂中央放有一桶可自助的青菜汤。饭菜都是各桌自行分配，通行的作法是八个人轮流“执法”，“执法”者用一把木(或竹)刀，将那盆饭切成八份，由“执法”者右手边的人首选，然后依次取出属于自已的那一份，“执法”者取最后的一份。这样分饭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分配不公。由于油水不足，那一小三角饭怎能填饱我们那长期空置的肠胃！饥饿同样威胁着教师们，他们的粮食定量比我们少得多，只有26斤，老教授们食量小，在理论上，定量低点似乎还说得过去，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们，和学生年龄相差无几，他们怎么受得了呢。他们付出的劳动量比我们大，有的因此也得了肿病。当时我们为了求得肚子一饱，曾组织上山采青杠籽，就是青杠树上结出的一种果实。这东西本不是为人食用的，嚼起来涩嘴，很难吃，就是因为它含有少量淀粉，可以填充肠胃，我们不畏艰辛到树林中去采集，采集后将其破碎磨成浆，然后过滤去水，留下的就是青杠籽淀粉。学生们把这种淀粉和玉米面混合蒸熟，就成了混合玉米馒头，它的味道将随青杠淀粉的多少而不同，总之仍然很涩嘴的，如果青杠淀粉放多了，那是很难吃的。但是它能填饱肚子，胃的感觉舒服了，大便很结燥，每次大便都十分痛苦。那些年轻的老师们往往很愿意用玉米面和我们换青杠粉，交换的比例是1:2。出于对老师们的同情，我们都会乐意换给他们。组织学生帮助农民干农活也是学校思想教育的一种形式。1961年12月冬天的每个周日，轮流组织学生到贵阳市远郊农村去帮助农民锄地。时间为一天，午餐饭菜由学校预先做好，每人发一份自行带去，吃过早餐出发，晚餐回校吃。当轮到我们班支农的那天清晨，7点半钟吃完早饭，一辆校车载着全班40多名同学出发了，同学们在车上意气风发地高唱“社会主义好”，汽车沿着贵昆公路向南走，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来到离贵阳40多公里处的一个名叫姚哨的场镇，下车后又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我们班是帮助一个生产队锄地，生产队长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由农民带到地头。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沿途，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凉和苍茫。几株老树零零星星的散布在田边地头，只有光光的灰黑的树枝，几片焦黄的树叶在枝头上也是飘飘欲落。不远处的一株枯树上站着一只老鸦偶尔哇哇的叫几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地上久久地徊响着。远处屋檐下几个枯瘦的、穿着破旧棉袄的男人，无力地斜靠着门槛，用无神的眼光窥视着我们。一位头发零乱蓬松的妇女正喂着孩子奶水，边奶孩子边翻捉着身上的虱子。同学们见到此情此景无不动情，饱含泪水埋头快速直朝地头走去。到了田地里人人都是埋着头，默默地、麻木地、一锄一锄深挖着坭土，像是要把淤积在胸中的悲愤埋藏到这黄土之中。时到正午，该吃中饭了，吃饭时必须背着当地农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吃的是什么，因为当地农民很久都没有吃过粮食了，如果让他们看到我们吃的是粮食，会产生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一天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在我们锄地的一整天里，只有我们在地里干活，不见一个农民出来和我们一起干。完工后，在乘车回校的途中，再也没有人唱歌了，那不是因为身体的劳累，而是因为心累。后来才知道，当地的农民已经没有体力下地干活了，他们摄入的那一点点食物仅能维持生命的延续。政府为了第二年有收成，就一方面调集城市大中学生下乡支农，帮助农民种地，一方面向农民发放救济粮，以此度过1961年的寒冬。城市近郊的农民可得到这样微弱的支援，那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呢？那里的农民怎么过？吃不饱饭的学生不能进行大运动量的体育活动。从1961年开始，学校的体育课都改成教练小运动量的运动项目，如教练太极拳、体操等。课外活动也没人踢足球、打篮球，更没人在田径场上跑跳了。学校为了使学生们在课余时间能适当得到体能锻炼，用在校内举办文艺演出的形式激励学生的积极性，要各系或班出节目；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要求学生们都要参加，提出了“扫舞盲”的口号。而且校长秦天真带头参加舞会，为大家作榜样。学生食堂的舞台和教师食堂都是举办舞会的场所，爱好乐器的同学们有了发挥的平台，由学生们组成的乐队吹响了欢乐的号角，给处在生活艰难而沉闷的校园带来了一片生机。1962年的冬天特别的冷，蔡家关比贵阳市的海拔高出近百米，冬至一过，寒风夹带着雨雪慢慢降临了校园，眼见山坡和树枝一天比一天白，清晨起床也能看到房顶和地面的积雪，晚上睡觉如果没有另外的热源，棉被已经挡不住寒气了。学校为给学生冬季取暖，每间宿舍都发有一个煤炭灶和一个能从室内伸出窗外的铁皮卷筒烟囱，每人发30斤煤炭，由学生们自行制作煤粑或煤球，自行生火取暖。每当多间宿舍都要生火时，那楼道里全是烟雾，对面都看不见人影，呛鼻的煤烟笼罩着整个过道，没有两个小时烟雾是散不尽的。为了避免经常生火，我们都学会了“背火”，就是在起床后上课前，不需要烤火的时候将炭火封住，不让它燃烧，也不让它熄灭。那就得用水调合煤，使其呈半干半稀状态，把它糊在煤炭上，然后再在顶部穿一个孔，让炭火能通一点点气，这样就能使炉火不熄灭，当要用火时只须敲碎顶部的煤块即可。这样既省了生火用的木材又不会造成满楼烟雾。有了这个煤炉后，晚上在宿舍上自习和睡觉就舒服多了。因为有那铁皮烟囱，室内是没有太多煤气的。这年春节（1962年1—2 月的寒假期间）我没回重庆，主要原因是不能增加母亲的负担。那时回家一趟，来回的路费和食宿费要40多元，接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我回家一趟将会使他们节衣缩食半年，虽然家人团聚其乐无穷，但是经济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我怎能忍心为己之乐而忘亲人之苦呢？记得那一年班上只有我和黎煌同学两人没有回家。黎煌很聪明，对文学、棋牌特别爱好，能写出漂亮的文章，随口背颂唐诗宋词，是班上墙报主编，也是主要的撰稿人。象棋也下得很不错，是一名攻击型选手，曾获得过全校亚军。 我和黎煌在这个假期中过得很滋润，早上看看书，写写毛笔字。老师曾经告诫我们：“你们走上社会时都是大学毕业生了，如果字写得不好会被人瞧不起。古人云，字如其人，虽不完全对，但大多如此，应该在读书期间再好好练练字。”午睡后我俩就下下象棋，我不是他的对手，在他犀利的攻势下，我很难有还手的机会，多数是败在他手下，当他心生懒散时或许能够赢得一次。这样的对手最多能下三盘也就索然无味了。下完棋后就到校园中散步、聊天。放假几天后春节就到了，春节那天，学校给留校的学生每人发了半斤面粉，半斤肉，让同学们自行包饺子过年。包饺子是我的拿手。从小就在父亲那里学得了这门手艺。我俩决定合伙包饺子，缺少韭菜怎么办？黎煌说：“到广阔的天地去，那里大有可为。”我俩当即下楼奔赴到那广阔的天地，绿油油的一片韭菜地郁郁葱葱，不想下手都不可能。我放哨，黎煌割韭菜，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满载而归了。在我的精心操作下，包了整整一百个饺子，看着那秀美的饺子，黎煌不住地夸我还有这样的手艺，我们中午和晚上分食了所有的饺子，算是过了一个北方式的春节。这个寒假没有回家，过得也很充实。1962年2月的寒假过后，学生们都陆续返校了，家住农村的同学带回来一些闻所未闻的消息，说是在他们那个县的农村饿死了人，树皮都被吃光后就吃观音土，吃了观音土不能大便，人就被活活憋死。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党委知道了。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党委书记讲话辟谣，要求同学们听党的话，不信谣、不传谣。这次大会后再也无人议论农村死人的事，曾经传言过死人事的同学都噤若寒蝉，成天提心吊胆。1962年的国庆节贵阳市要举办全市大专院校汇演，学校很重视这次汇演。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达昭亲自抓这项工作，安排校舞蹈队到省歌舞团学习两个舞蹈，规定参加这两个舞蹈表演的同学，要留校在暑假排练，要争取拿到名次。达部长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完成。”那时只要把小事说成“政治任务”，谁也不能再有异议，否则将会给你戴上一顶合适的政治帽子。学校对此还特别做出决定：凡参加这次排练和演出的同学免收暑假伙食费。不知为什么，我被推荐进了校舞蹈队，要参加这两个舞蹈的排练和演出。好在这个暑假我不回家，对此安排特别满意，那可是能节省近两个月的伙食费。校舞蹈队里除我和一位上海女生钟园园外都是贵阳人，贵阳的同学对于隔天要从家到学校来回跑颇有怨言，不过他们发完牢骚也都就位了。我们到省歌舞团学了两个舞蹈，一个叫“土族打歌舞”，表现土家族喜庆丰收的舞蹈，欢快而豪放。一个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云南白族的舞蹈，表现农历三月三，白族青年男女寻觅爱情的故事，优美而细腻。在一个多月的暑期中，每周用三天的时间排练，当假期即将结束时，达昭部长专门到校来检查我们排练的结果。观看后，他十分满意，当即表示要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确立为学校的保留节目，一代代的传下去，还特意吩咐食堂加菜，达部长和我们共进了午餐。两个舞蹈演出后都获奖了，“土族打歌舞”获三等奖，“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获得一等奖。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大三下学期学完了电机学、电力拖动等技术基础课，学期结束后要到昆明电机厂去实习。同学们都盼望去昆明，一是能见识真正的电机厂和电机生产过程，二是能到春城去游山玩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般都没出过远门，班上的同学谁也没有去过昆明，昆明的秀丽风光世界有名，能有机会去那里实习，怎不令人企盼？去昆明实习的时间终于确定了，1963年6月19日——7月24日，除路途时间外，整整一个月的实习期。学期考试一结束，同学们就踏上了往昆明去的旅程。那时从贵阳去昆明要先坐汽车到云南的沾益，再从沾益坐一种当时云南特有的窄轨小火车到昆明。1963年6月19日的清晨，学校包的公交车到学校接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就要去见识新天地了。同学们一坐上车就兴奋起来，像是从笼中飞出的小鸟，欢腾鹊跃，青春的激情在荡漾，那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望。一路上歌声笑声不绝于耳，直到口干舌燥才慢慢歇息下来。汽车行驶十个小时后来到安顺场。那时的安顺就是一个小镇，没有一幢高楼，在不大的一块平坝上有一片七零八落的旧式平房，商铺的货架上稀稀拉拉的摆放着不多的物品，上面积满了尘埃，一看就知道是没人要的东西，一两个店员没精打彩地坐在那里，用无神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群生龙活虎的年青人。整个场镇充斥着贫穷、落后和愚昧。在安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车行约60公里来到世界驰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阳光照射下的大瀑布奔腾直下“九千尺”，折射出星星点点的亮光，呈现出一派五颜六色的景象，耳边轰鸣着响彻云霄的瀑布声，那无比壮观的景致实在令人惊叹。哇!哇!太美了!同学们情不自禁地纵情吼叫起来，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歌曲，那歌声一阵阵地高高飘扬到了蓝天之上。离开黄果树后驱车路过水城，再穿越贵州省和云南省交界地六盘水，汽车奔驰在云贵高原上，祖国的壮丽山河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大的山，黑压压的一个接一个望不到尽头，汽车忽而奔驰在谷中，忽而又翻上了山脊，一眼望去，两旁的深渊深不见底，这才真体会到了万丈深渊的含义。第二天傍晚时光到达云南省的沾益县城。那里是云贵高原的红土带，满山遍坡都是红色的土，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土壤，这里种植的稻子不是水稻，是旱稻，生长期很长，产量不高，可是煮出来的饭粒是亮晶晶、油浸浸的，特别好吃，不要菜都可吃下两碗白饭。那天晚饭我多吃了一点，还伤了胃肠，整整一晚上都不舒服。晚饭后立即乘坐小火车连夜奔往昆明。从贵阳到昆明总共只有5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天一夜，在同学们都精疲力竭时，终于在6月21日早晨抵达了昆明电机厂。班长为同学们安排好住处后宣布放假一天，有的同学累了在厂休息，也有不怕累的相互邀约要去游览名山古迹。慕聂耳“翠湖春晓”的大名，我们去了翠湖，顺便参观了云南大学的校园。云大校园古木参天，校门里的几株楠木树更是雄伟壮观，建筑物和环境布局都透出20世纪30年代的气息。翠湖公园名不虚传，那一湖碧绿的湖水引人入胜，凭栏观鱼跃其乐无穷，柳荫下垂台钩栏，夕阳映在湖面上更是气象万千使人陶醉。大家一时兴起，决定租船游湖，一同游湖的是：右起曹麟章、顾永康、关祖灵、袁文孝、龙长弟和我。黎煌担任了摄影师未能在船上合影。昆明电机厂是一座中等规模的电机厂，生产中、小型的异步电动机，中型同步发电机和变压器三大类电机、变压器等普通系列产品，这种工厂最适合电机专业的学生实习。我们的住宿被安排在一个像仓库一样的房子中，只有门没有窗，室内的木地板离地面有30公分高，地板就是床，全体男生就打地铺住在这间屋子里。条件虽然十分简陋，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仍然很高，谁也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们本就没有享受过什么好的住宿条件，清贫对我们来说已是一种本能。实习任务是：分别用三周时间在电动机车间、发电机车间、变压器车间参观实习，用一周的时间做总结，写出各自的实习报告。要求将参观实习中看到的、学到的实际知识与学过的理论知识相结合，要写出学到的电机、变压器制造工艺。这种认识实习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书本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展开图我已很熟悉，但是嵌入定子铁心后的绕组我一点也看不懂，电工师傅熟练地、毫不迟疑地往定子中下线，看得我十分茫然，看了很久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我们身背电机专业大学生的招牌也不好意思问，若要问：“你这是怎么下的线？”一定会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
在发电机车间主要参观实习的内容是励磁机的加工过程，其中又以换向器的加工过程为重点。专门请了一位工人师傅讲解换向器制作工艺，他用实物对照讲解，比老师画在黑板上的图直观多了。通过他的讲解，整个换向器的结构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完整的印象，这种印象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又一个星期天到了，这天由班长提出全班集体游西山、看滇池、瞻仰聂耳墓。这一倡议全体通过，并决定早饭后出发。站在昆明电机厂门口远望西山，可以看到“睡美人”睡卧西山的美姿，一缕长发垂于滇池之中。我们乘公交车至山脚后就徒步上山，上山的公路蜿蜒曲折，公路两侧古树参天，而且树种很多，其中不少珍稀植物，简直就是一个天然植物园。一路上有不少寺庙，个个金碧辉煌，在一座供奉弥勒佛的大殿的立柱上有一幅对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仍然记忆犹新。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下联是：开口便笑笑天笑地凡事付之一笑。横批是：笑口常开。多么精辟的哲理。聂耳墓在半山腰，那时似乎没人管理，它孤零零地躺在荒坡上，坟前立有一块碑，上面刻有“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字样。全班同学在聂耳墓前合了影，也算是一个历史的纪念。游西山的终点是龙门，要去龙门必须翻山越岭、攀登悬崖绝壁方能到达，好在祖先已为后人登龙门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了一条通道，那是在垂直的石壁上开凿出的一道槽，有的地方还直接是打的洞，槽连着洞，洞连着槽，一直连通到龙门。我们沿着这条通道拾级而上终于登上了龙门，站在龙门上眺望滇池真有“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欧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之感，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怎不心旷神怡。
在昆明电机厂实习的最后一项是变压器的制造工艺，重点是铁芯叠片和线圈绕制，铁芯片的剪切工艺要求很高，必须无毛刺不卷边，否则叠片系数达不到0.98的要求，这将使铁耗增加效率降低。线圈的绕制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新奇的，书本上讲的螺旋式绕组总是没能形成空间概念，看了工人师傅的实际操作才真正了解到它的制作方法。通过实习，我深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一认识指导了我一生中的学习和工作，自觉地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受益匪浅。三周的实习很快就结束了，为感谢昆明电机厂对我们实习的支持，实习队决定与工厂举办一次联欢会，搞一场篮球友谊赛。由于我们是三个班同时在这里实习，校舞蹈队的成员有五名，校篮球队的成员有两名，系篮球队的成员更多，完全能应对这两个活动。这两项活动我都参加了。表演的节目中就有“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篮球友谊赛也有一个小故事。那天中餐，食堂为每人供应了全月定量一斤的盐肉。现在想起来这种供应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哪有一餐饭吃一斤肉的道理。而且7月中旬正值炎热之际，学生们无法储藏，这不是要叫人一次吃完一斤肉吗？可是在当时似乎也无不可，没人提出任何异议。男同学们都十分痛快的饱餐完那难得的肉，有的女同学根本无法全部享受，有两位女生“求”我帮忙，大约各自捐赠了二两五，我全部消灭了它们。当时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十分满足，可是到了下午，当篮球比赛到下半场时，那一斤半肉在肚子里发作了，下腹疼痛难耐，只得下场到另外一种环境中全部处理掉方才消停。这是平生一次食肉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得不偿失的一次。昆明电机厂外有个小市场叫半边街，不少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在这里我们见识了有名的“云南十八怪”，还记得这样一些怪：鸡蛋穿起卖、粑粑叫耳块、吹火筒当烟袋、草帽当锅盖、大姑娘称老太、衬衣穿在毛衣外、不吃面条吃米线、被子正反两面盖、雨伞下面谈恋爱、围巾当作帽子戴……、火车不如汽车快。实习结束，总结开始，前三天写总结，后三天进行评议，要求在昆明把全部实习任务完成，回到贵阳就放假。总结中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在实习中取得的收获，大家都深切地体会到，只有理论结合实际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在总结过程中发现有位同学丢失了一张变压器图纸，为此事班委会组织了专题会议，要丢失图纸的同学做检讨，要同学们对此事展开批评，甚至把问题提高到泄露了国家机密的程度。我认为有点小题大做了，发言说：丢失图纸是不应该，至少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也应该受到批评，但把这事提高到泄密则大可不必，这不过是一种最普通的变压器，先进国家的变压器比这种变压器的技术先进多了，而且不就是一张总图吗？上面什么机密都没有。我的发言立即遭到“左派”同学的严厉批评，甚至比批评丢失图纸的同学更厉害。实习期结束了，我们满载而归，到校后宣布放假，我重整行装回重庆。1963年9月1日，新的一学年开始了，我9月2日才赶回学校，学校还没有行课，还有少数同学没返校。最后的一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所有的专业技术课都将在这一年中学完，这些学科都是今后工作的“资本”。对电机系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电机学”、“电机设计”、“电力拖动”、“高压工程”。四年级新增了电机设计、高压工程、发电厂及电力网、电机瞬变过程等课程，电机设计是电机专业的吃饭学科，与此同时电机学、电力拖动、电工基础、工业电子学仍然在上，不过都已接近尾声。学习相当紧张，消化各门功课的内容、演算各种习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每天晚上能在十一点钟睡觉就算是早的了。在四年级所学课程中，最难的是“电机 瞬变过程”，这门课的理论性特别强，几乎全是用数学形式表述同步发电机瞬变状态下的物理概念。给我们授课的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讲这门课很吃力，有的问题我也没弄清楚，你们学到多少算多少吧。”好在这是一门选修的考查课。这门课程的内容在工作中没有用到过，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最看重的是电机学和电机设计这两门功课，下的功夫最多，对后来的工作也最为有用，自认为也学得也不错。学完变压器设计部分后，做了变压器的课程设计，老师给我的课题是设计一台3000千伏安、三相交流50赫、10000/400伏、星/三角—11联接的油浸自冷式三相变压器。设计时间为两周，一周做电磁计算，一周做结构设计，结构设计仅绘制总图。因为有较多的参考资料，又有老师的指导，同学们都按时完成了这项课程设计。初步掌握了变压器设计的方法、步骤、参数选择要点等基础知识，也算是老师把我们领进了变压器设计程序的大门。学完直流电机设计后，课程设计也是安排的两周，但只做了电磁设计，要求要计算出两个方案，列出方案参数表，选择一个最隹方案。直流电机的电磁计算比变压器复杂，我们那时的计算工具是计算尺和算盘，算一个方案至少都要一周，还必须白天加晚上。画一张总图更困难，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课程设计一般都不画总图。学习紧张，时间也飞快，考试临近了，学期就要结束了，吴老师在本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向我们宣布了“电机设计”的考试方法：本学期采取抽签（抽取试题）考试的方法，一签一题，全部口答面试。要求回答问题要准确无误，不能拉大网，不能用“网不住大鱼网虾米”的方式答题，一问多答要扣分，回答内容不全也要扣分，答题时老师不提示不阻止，由你们自己发挥。我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考试。这种考试的特点是应试的内容很少，时间很短，而且没有重点，猜题、碰运气是绝无可能的；但复习的知识范围包罗万象，必须十分全面，否则若抽到的题刚好没复习到，岂不完蛋。考试那天，同学们在考场外等候，吴老师在另一间教室面试，叫到谁，谁就进场应试。同学们都是边看书边等待应试，谁都不愿放弃临考前的“抱佛脚”。万一现在看到的刚好就是马上被考的题呢!谁知道？凡是考完出来的同学都会被问考的题目，因为已抽掉的题目就不会再有。终于叫到我了，我强迫自己镇静，我沉住气一步一步的走进考场，从吴老师面前的面盆中取出一个纸卷，慢慢展开来，把题目反复看了两遍，将题单交给了吴老师。吴老师安抚着我，让我不要慌，慢慢思考，想好了再说。我稳稳神、清理着思路，然后解答着题目，答完后我自认为正确无误了，信心十足的说：“吴老师，我答完了。”他带着一种让人猜不透的微笑说：“还有没有补充的。”我说：“没有”。他又问：“你到底答得对不对？”这一问使我紧张起来，思考片刻后说：“是对的。”他仍是那个样子微笑着说：“好嘛，你可以走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快步走出考场，急切地翻开书寻找那道题的内容，确定了我答得完全正确。此时正好一位同学答完题出来，下一位尚未进去，立刻抢先返回考场对吴老说；“吴老师，我刚才的回答是对的。”他这次是开心的笑了，似乎是觉得我这名学生也过于认真，笑笑说：“你答的是对的，你也经受住了质疑，好，放心吧!”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电机设计”的考试成绩这学期得了5分（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电工基础”可以说是我在上大学时碰到的最难的一门功课，尤其第三册最难，这一册研究的是电磁场理论，是三维空间中的电磁场现象和规律，也是交、直流电机运行中存在的物理现象。研究的方法全是运用微积分的数学形式来表述物理特征，物理概念深奥，数学形式也复杂。一位毕业于西安交大的老师在课堂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西安交大，考试“电工基础”第三册时，一个班有一半的人不及格是正常现象。”为了学好这门课、考好这门课，我几乎做完了“电工基础习题集”的全部题目，但是，我没能独立做完所有的题目，有的是请教老师和同学完成的。其中有这样一道题：“一个点电荷在一个椭球体的电场中（不是球体表面）的某点，受到电场力的作用，要求该点电荷所受到的电场力。”我做了五、六个小时也立不起这道题的积分方程，问了几个同学，他们也没做出来。只得去请教辅导老师、号称解题高手的毛正明助教，他看了题目后说：我现在回答不出来，回去做做看，明天再回答你。第二天他对我说：“很惭愧，我列不出这道题的三重积分方程式，你找数学老师试试。”我又去找数学老师请教，老师看完题目后说：“我虽然可以写出椭球体的三维积分方程，但是我建立不起物理概念，立不出这道题的方程式。”至此，我也死心了，老师都没做出这道题目，这样的难题也不可能考试了。努力总不会白费，期末考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电工基础”得了4分，这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这学期的“电工基础”考完后，全班的成绩真是不理想，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不及格。四年级的课程像飞一样的结束了，转专业需补学的功课也按规定补完，但是学时也已大大超出，两个月的暑假被压缩成了二十二天。
当年的八月八日才放暑假，本来预计到湘潭电机厂作毕业实习的计划被取消，从九月一日起，作一个半月的毕业设计，然后就是半个月的毕业鉴定和分配。为了符合国家规定的1964年毕业生分配的时限，我们必须在1964年11月底以前到接收单位报到，否则将列入1965年的毕业生分配计划。毕业设计是多门学科的综合运用，它包含了电机学、电机设计、电机制造工艺学、电工材料、机械零件设计、机械制图、金属材料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给我们的设计任务是，每位同学独立设计一个规格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这种毕业设计能使学生系统而完整地掌握该电机的电磁设计和结构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简单一点，但是很完整。另一种毕业设计方法是，由几人组成一个组，共同完成一台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的设计，每人只管其中的一部分。电机虽然复杂一些，但是每人接触到的范围有限，难于全面掌握电机设计的全过程。吴老师分配给我的设计任务是一台JO型28KW、50HZ、380V、Y接电动机。要求计算两个电磁计算方案，优选其一；按电磁设计的要求做出结构设计，画出总装配图，写出设计说明书（代设计任务书）；电机的经济技术指标要达到国家标准的规定；电机的制造工艺能符合我国的实际。一个半月内完成。完成后交教师准备答辩。我们当年的答辩仅仅是老师对学生一对一的提问式答辩，省去了费时的公开答辩方式。要完成这样的设计任务是很紧张的，当年的计算工具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绘图当然是“纸上谈兵”。我们这些学生首次做这种设计，选择电磁参数毫无经验，若无老师指导，一个月也做不出一个电磁方案。同学们大多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定主要参数的，它们包括：定子铁芯的内外圆尺寸、定、转子铁芯槽数及基本尺寸、气隙长度、磁通密度、电流密度等等，然后算出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才是自已独立调整参数完成的。设计中允许采用当前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但必须加以说明。由于有这样一个条件，同学们往往都会在设计中用足先进技术，使自己作出的设计更加完美，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工厂都能生产出来。经过45天夜以继日的努力，大多数同学都顺利完成了设计任务，只有少数几个同学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的。我的设计被老师评为优。到此，圆满完成了大学的学业。那时的心情有如完成了一桩伟业，实现了人生的转折般舒畅，又有如释重负之感。“学生，学生，分数就是学生的命根”是十六年学生生涯的鲜活写照，我们从此再也不会为“分数”而活了。鉴定，这是20世纪50—80年代的人们都多次经历、也十分熟悉的事。那是“思想改造，培养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鉴定无处不有：中学、大学毕业有毕业鉴定，工作转正有转正鉴定，改变工作岗位有离岗鉴定，每年有年终鉴定等等。鉴定的程序是：先由本人写出自我鉴定书，鉴定书中必须包括对工作学习的总结，对思想活动的自我认识，思想活动就是对形势的认识，对的可肯定，错的要做自我批判。这称为自我鉴定。再由在一起学习或工作的同学、同事对被鉴定人提出肯定或批评意见，最后由组织对被鉴定者作出组织鉴定。鉴定材料都会被装入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就成了这个人的注释，随附在了他的身上。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毕业设计做完后已经是1964年10月15日，学校宣布立即开始作毕业鉴定，规定在半月内完成，一周时间写出自我鉴定，一周时间进行组织鉴定。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自由度和伸缩性都很大。班上组织了全班同学照相，并制作了毕业纪念册，同学们相互之间又邀约合影。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过得非常轻松和愉快，似乎是学生时代最欢快的一段。彼时学校新建的游泳池刚好竣工，云贵高原的10月已经秋风习习，有了寒意，但同学们都跃跃欲试。顾永康首先挑战，说他敢去游泳，还有谁敢。我当即应战，心想我是长江边上长大的人，难道还输给你贵州山里的人不成。立即回应说：“老顾，我陪你游，谁先上岸谁算输，输者钻桌子。敢不敢？”同学们都起哄起来：“我们作证，走，去小龙潭游泳池。”那是一个多云间阴的日子，气温不算太低，大约17—18度吧，来到游泳池后，只有我、蒲世民（身穿短袖汗衫者）、顾永康脱衣下水，（右起）杨键通、黎煌、张文栋、曹麟章、杨先学、余学文都是看客，他们有的是“旱鸭子”，有的怕冷不敢下水。下水后蒲世民只游了50米就爬上了岸，我和老顾仍在奋力比赛，可是他的游泳技术和耐寒能力显然不如我，大概他游了300米吧，认输了，急不可耐地爬上了岸。为纪念这次难忘的“游泳比赛”，留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看! 杨键通还穿着棉大衣，余学文穿着毛衣呢。一段难得而可贵的轻松很快就过去了，组织鉴定开始了。在自我鉴定书中，我认真而详实地回顾了四年大学生活中的学习、生活和思想过程，总结了在四年中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点；剖析了在各项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中的思想动态及其取得的思想进步；表达了对党培养教育我成材的感恩戴德之情；表示了跟党走的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的希望，要以所学报效国家和人民。整整写了二十页近万字的自我鉴定书，那是向党敞开的诚挚的心扉，顺利通过了鉴定关。贵州工学院有一个传统，每届学生毕业时都要召开全校大会，校长和党委书记到会讲话，对毕业生致以祝贺和寄予希望、表彰优秀学生。然后校领导、老师和毕业生一起聚餐（未毕业学生不参加会餐）。我们毕业时，校党委书记蒋汇泽的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中，有60%的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是党培养了你们。现在大学毕业了，要到生活的大学去劳动，去学习!要自觉地、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主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的这个讲话就是20世纪党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评价和要求。几十年来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看待和要求自己的。是党培养了我们，是国家哺育了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都会终身铭记在心。会上表彰了十名“全优生”（入学到毕业考试成绩全五分），我的高中同学马超华名列其中。那个年代，报考研究生的条件之一必是“全优生”。马超华报考了研究生，但没有考取，毕业后分到贵州省交通研究所工作，曾任该所所长。会后聚餐，那是四年来我们享用到的最丰盛的午餐，鸡、鸭、鱼、肉样样俱全，还有一瓶酒。老师来向学生祝贺，学生去向老师谢恩、道别，同学们相互祝福，“祝你事业有成。”“祝老师身体健康。”的祝福声此起彼复，一瓶酒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没有酒就以水代酒，临别的真情充斥着食堂的每一个角落。1964年10月底，学校公布了我们的分配方案，参加分配的电机专业有三个班，共142人，公布的分配方案让同学们“乐开了怀”，全是大城市，与专业的结合也不错。有的同学说，这种分配方案用不着填自愿，随便分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当然，从地域上说，因人而异也还是有区别的。最远的是东北的佳木斯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最西北面的是兰州电机厂、兰州炼油厂，其余的各大城市有：北京（多个部机关）、上海（分到上海的有三十多个名额）、天津、鞍山、西安、南阳、成都、重庆、贵阳、广州、昆明、桂林、潍坊等等城市。凡是中央各部或部属企事业单位都在分配方案中直接体现，是直接分到单位。凡是地方各省所属单位，则是先分配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管部门，然后再进行二次分配，上海人事局就有27个分配名额。学校规定，每人可填五个自愿，但第一自愿必须填“服从分配”。很多同学见分配方案这样好，五个自愿都填上了服从分配。学校在毕业分配的问题上是很人性化的，凡能照顾的都给予了照顾，当时有这样一个政策：已结婚的同学可分配到爱人所在省、市工作（分配方案中有的省、市，下同。）；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的同学，可分配到同一单位或同一省、市。但，照顾了关系就不能照顾专业。我填的四个自愿是：1.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2.四川省高教局；3.西安微电机研究所；4.天津水力发电设备厂。公布名单后才知道我根本没资格去“天传所”，他们是要两名党员，顾永康和田作斗榜上有名，他们两位都是从部队保送来读书的调干生，也都是党员。当时分配到四川的只有六个名额，其中四川省高教局两名，成都无缝钢管厂一名，132厂三名。四川同学大约有20多名，几乎都想回川。分配方案公布后，同学们高兴得活蹦乱跳，绝大多数同学都如愿以偿。分到佳木斯的每人还补助棉衣棉裤和现金。分到上海市人事局的和四川省高教局的都要再分配，暂时还不知道最终的工作单位，但已无关大局。我以为最终会去四川省的某一高校教书，我对教书也很有兴趣。我们班好像只有盛英秀一人闷闷不乐，与同学们的喜笑颜开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低着头快步走出了教室。我与另外两位同学也跟着她出了教室，问她是怎么回事，分配到那里。她说：“鞍钢”，说完就哭了起来。说来也巧，分配方案中的其它地方——单位或者城市，都有两个以上的同学，唯独“鞍钢”就她一人。她是因为既远且孤单而哭泣的，她从未出过远门，想到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独立生活，能不哭吗？同学们对她也只能劝慰加鼓励，毫无其它办法，谁都知道，要想改方案是绝不可能的。有好事者曾向知情人打听过，为什么会把盛英秀分去“鞍钢”。其原因既不可思议也符合那个年代的思维定式：“她太娇气了，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系里的领导如是说。还有一位上海娇小姐被分到哈尔滨电机厂，那么多上海的名额，就是不分她回上海，也是要让她去东北锻炼。这都应理解为“党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随着分配方案的公布，同学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办理离校手续，整理行装，购买车票，回家探亲，然后赴任了。至此，我们结束了人生中最为难能可贵的青春时代，我们将迎来新的生活，踏上人生的新的征途。1960年9月1日入校，就读于原贵州工学院（2004年与原88038威尼斯合并为新88038威尼斯）电机工程系电机专业，电机604班，于1964年10月毕业。为88038威尼斯建校120周年华诞而著。2022年4月写于重庆。
阅读原文请点击：【百廿贵大——校友故事】悠悠贵大情
88038威尼斯微信公众号